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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憶舊
日本帝國主義於1937年發動了“七七”侵華戰争，踐踏我國土，蹂躪我人民。1938年，華北、東南沿海地區大部被日本侵略軍侵佔，南京亦陷落，國民政府遷往武漢。面對兇殘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全國人民抗戰情緒極為高漲，各界愛國人士大都匯集武漢。當時我丈夫黄琪翔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我也隨同來到這裏。
在殘酷的戰火中，無數家庭、學校被毁於一且，無数兒童失去父母，流離失所，衣食無着，有些倒斃在路旁，有些兒童則被日本侵略軍拉去。目睹兒童悲慘的境遇，使人内心充滿着悲痛、同情和憤怒。
婦女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曹孟君、劉清揚、安娥等，紛紛在沈兹九女士主辦的《婦女生活》雜誌和武漢的報刊上發表呼籲關心和拯救難童的文章，《婦女生活》雜誌社還組織了幾次座談會。大家的看法逐漸集中，一致認為，兒童是我們民族的未來，要儘快地設法拯救他們。我當時住在武昌珞珈山，與同時擔任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先生和鄧穎超大姐經常見面，就有關抗戰以及救護難童等各方面問題交换意見，我很尊重鄧大姐，她也非常關心和愛護我。鄧大姐告訴我，準備聯絡婦女界人士商量並一起組織一個團體來辦理拯救難童的工作。
1938年1月24日，由婦女界知名人士宋慶齡、宋美齡、宋藹齡、李德全、鄧穎超、劉清揚、史良、沈兹九、曹孟君、何香凝、張素我、安娥、李文宜、譚惕吾等和各黨派、無黨派知名人士沈釣儒、郭沫若、陳立夫、陳銘樞、章乃器、王昆侖、彭澤民、沙千里、柳湜、張發奎、項英、陽翰笙、闇寶航等184名發起人，我也是發起人之一， 共同發起召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籌備會議。與會人士推選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孟君、安娥、唐國禎和我等八人為籌委會委員。會後，籌委會分頭進行了各方面緊張的準備工作。3月10日下午3點鐘，在漢口聖羅以中學舉行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大會，由李德全擔任大會主席，安娥報告了籌備經過，唐國禎宣讀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組織草案和理事名單。由於我分工負責募捐籌欵工作，會上我報告了各方面人士承諾負擔的難童數字和已經收集到的捐欵，會場報以熱烈的掌聲。宋美齡女士在會上講了話。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和推薦，聘請了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負責人，政府要人，社會賢達，各戰區司令官，省、市負責人林森、蔣介石、馮玉祥、闇錫山、孔祥熙、于右任、孫科、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彭德懷、葉劍英、徐特立、居正、陳立夫、李宗仁、衛立煌、羅卓英、蔡元培、郭沫若、鄒韜奮、陶行知、茅盾、老舍、林彪、馬鴻逵、馬占山、王寵惠、邵力子、谷正綱、宋子文、何應欽、張發奎、鹿鐘麟、蔡楚生、胡風、李烈釣、梁漱、傅作義、黄琪翔、顧維釣、張治中、張善琨、張石川、張伯苓、李公樸、晏陽初以及在華外國友人陶德曼、詹森、司徒雷登、史沫特萊等286人為名譽理事。大會推舉宋美齡、李德全、鄧穎超、安娥、曹孟君、沈兹九、黄卓群、唐國禎、陳逸雲、史良、孟慶彬、徐愷瑞、任培道、舒蘭昭、張藹真、陳紀兹和我共17人為常務理事；宋美齡為理事長，李德全為副理事長。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為了順利開展工作，設立了各種工作機構，計有秘書處、設計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宣傳委員會、輸送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和保育委員會，規定了相應的工作計劃和辦事細則，推定了各機構的負責人。李德全任經濟委員會主任兼徵募部部長，我任經濟委員會的副主任兼徵募部副部長，負責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募集經費的工作。
我當時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眼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的暴行，失掉父母的兒童悲慘的情景，熱血沸騰，把全部力量都投人到抗日救亡的活動中去。 我和我國婦女運動的前輩們一起，動員和組織婦女宣傳抗日、支援前綫和慰勞傷員。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後，收養兒童的經費全靠募捐而來，為了籌集經費，我到處奔走。 從3月11日起，在武漢掀起了頗有聲勢的為拯救難童的募捐和宣傳活動，
我主持了漢口的獻金臺，親自到街頭宣傳募捐。經過大家的努力，收到很好的效果。至
4月12日，共募集現金94845.23元，承擔難童生活費共3657人。其中包括團體捐獻的，計有：
婦女慰勞總會：10000元。
武漢衛成區軍法執行部總監部：1148.88元。
《掃蕩報》：4016.76元。
《武漢日報》：849.28元。
兒童節各學校代募：4131.23元。
本市各學校：335.58元。
湖南岳陽東陵小學：52元。
漢口市劇業同業公會及漢口市劇業84人勞軍公演團3月25日將漢口全市戲院目夜收人全部捐出：7471.87元。
個人經募的有：
宋美齡女士：英金10鎊、美金15元、現款26389.63元，資助難童2459人。
李德全女士：現款2503元，資助難童511人。
張郁真女士：現款280元，資助難童93人。
安娥女士：現款231元，資助難童10人。
朱宗韞女士：現款1 513元，資助難童44人。
沈兹九女士：資助難童10人。
曹孟君女士：資助難童2人。
黄卓群女士：現款9000元，資助難童60人。
梁培樹女士：現款1050元，資助難童31 人。
劉清揚女士：現款 466元，資助難童15人。
我經募了現款20986元，資助難童442人。
當時每個難童每年的生活費約60元。
在捐款的人員和社會團體中，有着不同的階層，不同的行業，不同的觀點，但都伸出援助的手，真正做到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不僅捐到保育兒童的經費，而且是凝聚着一顆顆愛祖國、愛兒童的赤誠之心。在那段日子裏，我工作非常緊張，常常顧不上吃飯和休息，但我内心感到很充實，很欣慰，在民族危急，國家存亡之際，我做了一個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一些老大姐看到我這樣不知疲倦地工作，很心疼我，給予我讚許和鼓勵，平時親昵地叫我“小妹妹”。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後，即組織了曹孟君等幾位常務理事，分赴徐州等戰區搶救難童，並廣泛開展宣傳、募捐和積極籌建保育分會等急切要做的事情，取得良好的成績。
1938年5月1.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所屬的兒童保育院在武漢成立，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典禮。這裏集中了 500多名從鄭州、徐州等戰區搶救和在武漢收容的流亡兒童。宋美齡等到會看望了孩子們，並同孩子們照了相。
兒童保育院明確規定“以教養因抗戰受災兒童為宗旨”，收容兒童的資格為：1．亡將士之子女；2. 抗戰將士之子女；3.因參加抗戰而犧牲人員之子女；4.做救亡工作人員之子女；5.戰區難童。隨着搶救、收容難童的增多，又陸續開設了幾所兒童保育院。
1938年秋，武漢吃緊，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遷往重慶。其中有一萬多名難童在輸送委員會組織下，經水路、陸路，陸續轉送到四川、貴州、廣西等大後方。以後一些省相繼建立了十多個保育分會，其中有宋慶齡、何香凝負責的香港分會；李宗仁將軍的夫人郭德潔女士負責的廣西分會；龍雲夫人負責的雲南分會；張治中夫人負責的湖南分會；康克清、蔡暢、丁玲等負責的陝甘寧邊區分會等。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先後在各省、地區設立了44所兒童保育院，收容難童3萬餘名。
兒童保育院十分重視對難童的教育，確立了“保教合一”、“培養建國人材”、“抗日後備軍”的教育方針，針對抗戰的形勢和孩子的特點，統一編印了《抗戰建國》教學課本，實行“工讀結合”，讓孩子參加力所能及的勞作，如組織孩子們織毛巾、襪子，打草鞋，做布鞋，縫製衣服、被褥，種菜，餵豬，以節約開支，改善生活。
1940年，隨着一批批兒童完成小學課程，需要繼續升學和解決出路問題，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又設立了幾所中學和職業學校，包括由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供給經費的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學校，以接收各兒童保育院的小學畢業生。
難童在保育院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過着有紀律的集體生活，並通過勞作課的勞動，培養了他們熱愛勞動和獨立生活的能力；組織他們積極參加社會實踐和抗日宣傳活動，使他們經受鍛煉，養成堅韌不拔、艱苦奮鬥的精神，使他們在德、智、體、勞方面得到全面發展，為他們以後的人生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礎。
在3萬多名的保育生中，一些人成了新中國的棟樑之材，擔負着政府中的要職；有些人成了科技工作者、企業家；在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的保育生中，都不乏科學家、教育家、音樂家、藝術家等有成就的人材。
在長達八年的抗日戰争中，數千名中國婦女為了民族的存亡和祖國的未來，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為搶救和培養下一代嘔心瀝血，用實際行動譜寫了中國婦女愛國運動的光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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