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最后一个妈妈
北京晚報记者
傅力
原載于2006年12月4日北京晚報
没有永远的妈妈，却有永远的感恩。前不久，被“难童”们称为最后一个“妈妈”的郭秀仪老人操劳完忙碌的一生，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享年96岁。许多“难童”不顾年迈体弱，纷纷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洒泪为郭妈妈送行。延安保育院的保育生王笑利老人虽不是郭妈妈带大的，但和其他“难童”一样，对所有战时保育会的妈妈，都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在六十多年前那个民族危亡关头，这些杰出女性激愤而起，以温暖的胸怀，挽救了无数遭受战火摧残的儿童，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母亲行动史。
周总理私人照片公开
上面是一张摄于1938年的珍贵照片，它展示了中国战时保育会成立之初，23位“妈妈”的慈祥面容。它是中国妇女抢救难童的真实写照，也是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史良等都身在其中，她们用柔弱的双肩担起一片希望的天空。
曾几何时，在大陆，宋美龄的名字不能被提起；在台湾，周恩来、邓颖超发起保育会的事实也讳莫如深。这张合影，被政治的阴霾淹没了半个多世纪，不能仰见日月，不能公开于众。一直到了1987年，中国战时保育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前夕，一个偶然机会，当年的难童们才将它洗尽尘埃还原真实。最初，当年保育生王金陵拿来了一张只有10位女性的合影，包括李德全、邓颖超、郭秀仪等人，保育生高宗俊发现这仅是个残片。原来，怕在“文革”中惹麻烦，宋美龄等敏感人物被剪掉了。照片可以被剪断，但剪不掉情感和真实，还原妈妈，还原残缺的爱成为几个“难童”的神圣使命。高宗俊等人开始了苦苦寻觅原片的工作。当年的保育生李燕辉先是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寻找，没有下落。高宗俊又来到了中国照片档案馆，他拿出残片，开门见山，想查查原片。接待的同志很热情，满口答应，但不敢保证能找到。过了几天，不抱希望的高宗俊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有这张照片。高宗俊等人喜出望外，但对方随即又泼来冷水:照片属绝对密级，调不出来。原来，这张原片是当作周恩来总理私人生活档案收藏的。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下落，怎能放弃？高宗俊耐心解释:这不仅是一张有关私人生活的照片，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项伟大工程的精彩瞬间。为打动对方，高宗俊还介绍了这段历史的始末和周恩来、邓颖超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档案馆的同志被深深感动了。为了救孩子，没想到那么多人付出了鲜血与财富，他们同意先展示这张照片。
第二天，高宗俊和李燕辉迫不及待地来到档案馆，终于目睹了照片原貌。虽经半个世纪的风雨磨砺，影像还十分清楚。高宗俊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想得到照片的复制片。对方为难地说:费用很贵。高宗俊就亮出随身带来的几张珍贵照片。对方很感兴趣，作为交换条件，档案馆终于同意无偿提供这张照片的复制片。就这样，沉默了半个世纪的生动一幕终于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邓颖超请出宋美龄
在那个禽兽肆虐的年代，“连妇女和儿童都征服不了，还算什么皇军”是日本兵的口头禅，杀戮妇女儿童竟然成为他们“英武”的资本！有这样一组数字触目惊心:抗战爆发后的十几个月里，被日军屠杀的儿童有10万以上，被掳走的达到15万，这些儿童的命运令人痛心，有的成为日军伤兵的血源；有的被奴化，转过头来杀伤自己的同胞……
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的孩子队伍最为庞大，估计在40万以上。这些孩子没有葬身敌军炮火已属幸运，如不及时收养，也随时面临夭折危险，难童如一股狂潮冲卷而来，让你无法回避。孩子是国家的希望，救救孩子成为有识之士肺腑之声。1937年冬，中共长江局在武汉设立办事处，为拯救命悬一线的难童想尽了办法。邓颖超先后向刘清扬、徐镜平、朱涵珠和曹孟君等人表达了要团结一切力量，为了祖国、为了孩子，要不惜个人的一切……甘当无名英雄的决心。《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女士受周恩来、邓颖超委托，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难童问题。1939年1月讨论逐渐升温，沈兹九在《抗敌三日刊》上发表短评，《新华日报》把“发起筹备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消息做得特别大，特别醒目。著名人士沈钧儒也撰写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一文。在《妇女生活》上还列出了首批发起人名单，包括: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李德全、安娥等28人。
进入2月份，问题有了实质性进展，汉口《新华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社论“救济和保育我们的儿童”，希望政府和各界赶紧出面。周恩来还特为此事拜访了冯玉祥将军。沈兹九、曹孟君等人马不停蹄，又发起了“救救孩子”签名运动。这个时候，关键人物宋美龄出现了，宋氏三姐妹以及何香凝、邓颖超、郭沫若等182人先后签名。
邓颖超不愧是远见卓识的女中豪杰，在如潮的声势下，她清楚地意识到，要想使保育工作长久坚持，须有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想来想去，觉得宋美龄是不二人选。于是，她请刘清扬、史良、沈兹九三人说服宋美龄，这位“第一夫人”慨然应允。拯救难童终于成为大势所趋，那些“难民本已成灾，谁还顾及小难民的”怪论已如螳臂挡车。
1938年3月10日，是广大难童“战火”重生的一天。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式成立。宋美龄在成立典礼上作了《谨为难童请命》的演讲，表达了不屈的决心。会后，宋美龄还会见邓颖超，以示景仰之意。战时保育会的成立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各党各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再次携手并肩纷纷担起名誉理事，林森、蒋介石、毛泽东、史沫特来、司徒雷登等名字赫然在列。八年间，全国先后建立了61所战时保育院，3万多难童免遭战火涂炭。
没有蒋夫人还没有病人吗
母爱的伟大在于越是危难之际，越能得到升华和放大。中国妇女无愧“母亲”的伟大称号，战火中，她们殚精竭虑、克己奉公，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宋美龄也以她的真诚赢得了难童和世人的认可。有这样一个故事就发生在她的身上，1939年的一天，一艘满载1200名难童的轮船趁着夜色停靠在朝天门码头。长途跋涉的孩子们又累以饿。宋美龄闻讯，立即调来15辆卡车，她发现有的工作人员还穿着高跟鞋，就“恳求”道:“我们是去接孩子，要爬坡下坎，不是参加舞会，求求你们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弟妹孩子。”到了码头，宋美龄第一个冲下斜坡小路，跌跌撞撞跑向难童。看到亲人，很多孩子都哭了。宋美龄心疼地说:好伢子，妈妈知道你们又累又饿，咱们马上回去吃饭。宋美龄还送七名病童去医院，因钱不够，医院不收。急得宋美龄找来相识的一位医生，这位老兄一进门就打听:哪有蒋夫人？宋美龄立即回答:“这里没有蒋夫人，还没有病人吗？”在宋美龄的努力下，七名病童都得到了及时医治。
还有一次，300多名徒步转移的保育生走到化龙桥时被宪兵拦阻。孩子们饥饿难耐，几个胆大的跑到路中央拦住了宋美龄的汽车，宋美龄不但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帮孩子们解决食物，并让警察去截空车，把孩子送到歌乐山。带队老师抱怨孩子没有纪律，宋美龄却为他们一个劲开脱:“不要批评他们，孩子也是无奈。”
作为理事长，宋美龄还领养了100名难童，出资26389.63元现款，资助难童2459人。抛开政治因素不提，宋美龄在战时保育会中所做的工作值得称道。1939年7月，周恩来在女大开学那天也称赞宋美龄为战时保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郭秀仪是爱国将领黄琪翔的夫人。作为保育会征募部副部长，她热情洋溢，四处奔走，倾其所能，亲自主持献金会，在武汉掀起了颇有声势的募捐热潮。她还把捐册交给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请他到国外募捐。经过不懈努力，短短的一个月，就募集现金94845.23元，使3657名难童得救。她个人还出资两万多元，资助了442名难童。抗战胜利后郭妈妈被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深受保育生爱戴的还有曹孟君妈妈。她曾冒险深入台儿庄、徐州前线抢救难童。出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后，非常重视孩子身心健康教育，把保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该院被誉为“模范保育院”。此外，只身入鄂，历经千难万险抢救出500孤幼的罗叔章妈妈；施抗战教育、育建国人才的赵君陶妈妈；为救孩子而不惜生命的“伤兵之母、难童之母”的蒋鉴妈妈等都是永远值得敬仰和怀念的女性。
如今，照片中的妈妈们都已经驾鹤西去，难童们也大都步入古稀，历史正在远去，但情感的传递却没有止步，毫无疑问，一切在那场灾难中播撒过爱心的母亲们必将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