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我在福建省绍武第六中学念书。当时学校的校长是福建省教育厅派来的，另外还有两个教学管理人员，学校秩序比较正常，各门课程都能按计划进行，省教育厅又派来一个校长，他是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留洋回来的基督教徒，是个传教士，他一来，就宣扬一些西方的东西。同时，这个传教士也影响到了原来的校长和那两个管理人员的前程，所以，他们三个人就反对这个传教士，学生们对这个传教士的一些言行也很反感，原校长就借此利用我们这些学生起来反对这个传教士。我们当时是受到了大革命的洗礼，还有些进步的觉悟，于是，就以反传教士为由组织学生在学校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活动，贴标语，罢课，闹学潮，大家推举我为学潮的领头人，闹起学潮，也是热血沸腾。这件事在当地很有些影响。光泽县是个山区，那里的人们说的都是当地的土话，外地人很难懂，只有我会说一点普通话。我的普通话是跟我的母亲学来的，母亲跟我的父亲在广东生活过，我父亲当时是个知府的儿子，说普通话，我母亲受父亲的影响，说的也是普通话，所以我那个时候说普通话还是挺出风头的，大家推荐我为闹学潮的代表。这么一闹不当紧，校长就报告了县党部，县党部又报告福建省教育厅，结果我们就被福建省教育厅下令开除，一共开除我们六个学生代表，并通令全省任何学校都不许接收我们。
上不了学怎么办呢？我就跑到福州找我的表舅裘朝慎，他当时是在国民党福建省府工作。这时，福建省行政干部培训团正在招收培训人员，经我表舅的介绍，我便参加了这个培训团，接受了六个月的培训。这个培训团共招收600名学员，光泽县只有三人，这个培训团类似黄埔军校，是为福建省政府培训行政干部。培训的内容是军事、政治，政治科目的内容就是三民主义；军事科目就是操练。当时蔡廷锴将军还给我们培训团的学员训话，要求我们要学习和牢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珍惜时光，不怕吃苦，学到本领。培训团结业后，我被派到福建邵武第六区保卫指挥部去搞武装，在光泽县担任县保卫指挥部政治指导员。1933 年，我的表舅裘朝慎和邵武中学校长黄农介绍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当时农工党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这年，我21岁。
我参加农工党不久，裘朝慎就介绍我到长汀地方保卫团团长马鸿兴率领的独立团，我表舅同马鸿兴是多年的交情，所以就接受了我。那时我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由于念过中学，又接受过福建省干部培训团的培训，在这支队伍里，我还算是个文化人，马鸿兴团长就任命我在独立团下面的一个营担任营指导员。马鸿兴也是农工党党员， 当时，这个独立团是由农工党直接领导的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独立团有2000多人。这个独立团以福建连城为中心，控制了闽西各县，整个闽西各县的地方武装，都由马鸿兴指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在策动反蒋抗日的运动中，这支武装力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支武装在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参与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并积极配合临时行动委员会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在闽西部等地开展反蒋抗日运动，扩充武装力量，工作很有基础。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原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参与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围剿”，因为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不放心，想借红军之手消灭这支部队，以迫使十九路军走上绝路。十九路军的将领们对蒋介石非常不满。1933年6月间，红军东路军彭德怀部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意在进占福州，在连城附近，首先将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击败，继于7月间，又在南平以南击败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之一部。情势危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认识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必须与中共合作。当时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工作的黄琪翔至为关切，在上海和章伯钧、麦朝枢等集议，一致认为唯一办法只有立即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促使十九路军与中共的合作，这支抗日的军事力量才有生存的可能。黄琪翔将这个意见写信给在香港的陈铭枢，征得同意后，便请陈公培设法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未有结果。陈公培再进入苏区，与中共初步交换了合作意见，10月26日，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前线的形势才得以缓和下来。
1933年11月上旬，黄琪翔偕同章伯钧、郭冠杰、麦朝枢、彭泽民、丘哲等同志来到福州。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农工党的同志也陆续来到福州。1933年11月20日上午9时，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百余人和十九路军驻福州官兵以及福州机关人员、学生、市民共三万余人参加，推选十七人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主席黄琪翔向到会的代表、群众和部队，庄严宣布召开全国各界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理由和使命。会上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言历数南京政府媚外残民的罪状，宣布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利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否认南京政府。号召全国反帝反独裁的势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于最短期间召开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事，等等。大会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及《组织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黄琪翔和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站在主席台上。
在大会上讲话的还有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他愤怒地控诉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压制十九路军抗日的罪行。
冯玉祥将军的代表余心清历述冯玉祥抗日救国的主张，赞成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主张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工人、农民、商民、妇女和学生等各界代表在讲话中反映了人民大众反蒋抗日的要求和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控诉。大会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把十九路军扩充为五个军，作好反击蒋军的准备。大会推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陈友仁、冯玉祥（余心清代）、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戴戟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推举李济深为主席。22日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国号为“中华共和国”，废除南京政府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国旗改用上红下蓝中嵌黄星旗，首都设在福州。这就是当时一些报章所载的改元易帜的“闽变”。
11月22日，人民政府成立和政府委员就职典礼在福建省政府礼堂举行。大会主席团代表梅龚彬向李济深授印，李授印后，全体政府委员宣誓就职。革命政府一成立，立即发布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根据大纲，新政府下设军事、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和外交、财政两部，以及最高法院和国家保卫局。军事委员会负责掌管陆海空军及人民武装一切事宜，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人组成，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
11月28日，我受马鸿兴的指派由邵武去福州向上级组织汇报我们在邵武的军事部署，请示应对反蒋作战指示。那天我的表舅裘朝慎正在黄琪翔的家中开会，于是我就找到福州黄巷32号，我表舅见到我来了，就把我介绍给黄琪翔，黄琪翔当时是福建人民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任，我的表舅是黄琪翔的秘书。我的表舅把我介绍给黄琪翔之后，黄琪翔说：“荣欣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开会，你讲讲你们那里的情况吧。”于是，我就向黄琪翔汇报了邵武地区的军事部署情况，黄琪翔听了我的汇报后，就当时的形势作出分析，他说：“明后天前敌指挥部要出发攻占浙江，马鸿兴的独立团参加，还有特务团何自坚的第一营”。他还说：“马鸿兴机智勇敢，是个好同志。”当时在座的有何世琨、黄农、王一帆和裘朝慎。黄琪翔对独立团作出指示之后，就命令我到何自坚任营长的独立一营去任指导员，何自坚也是农工党员，黄琪翔郑重地叮嘱我说：“我们是与共产党合作的，你们沿途可能会遇到苏维埃的人，要友好相待，他们也会支持我们。”但是，当时福州乱哄哄的，我并没有找到何自坚，仍又回到长汀独立团，我向马鸿兴汇报了福州的形势和黄琪翔关于应对蒋介石“讨伐”的军事指示。由于独立团只是地方的军事武装，力量单薄，蒋介石第一批中央军约10万兵力一进入闽东，我们就接到命令，向闽西北退却，以保存兵力，这样我们就从长汀退向闽西北的山区。
在蒋介石调派大军入闽之际，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曾把希望寄托在与中共的联盟上，要求红军与十九路军互相配合，共同粉碎蒋军的进攻。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粉碎蒋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曾向中共中央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 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出赣边区进军，依靠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毛泽东也主张将红军主力挺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以粉碎蒋军的第五次“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但这两个建议都被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拒绝。他们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非但没有同意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而将原来驻扎在靠近福建的江西东部地区的中央红军迅速西调，为蒋介石大军通过赣东苏区顺利入闽打开绿灯，使十九路军完全处于四面被困、孤立无援的境地。
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运动，是在仓促中和各方面存在着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在联共、反蒋、抗日的大前提下，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内部相当复杂，据说，队伍里出现了内奸军长毛维寿暗中向南京政府输诚；参谋长范汉杰在家中装有秘密电台，与蒋介石联系，因而闽方军事动态，蒋介石了如指掌。而且十九路军没有坚强的指挥能力，军心涣散。12月，蒋介石一面收买、分化福建人民政府，一面派蒋鼎文率国民党第二路军、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共15万人马直逼福州、漳州、泉州，对仅有5万军队的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实施“讨伐”。同时又和日本签定秘密协定，请求日本出兵协助。日本海军舰队迅即开入厦门港，协同蒋军占领厦门。
1934年1月11日，蔡廷锴和黄琪翔亲自到前线指挥。午夜，总部电台收到红军总部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拍来的急电，说敌军蒋鼎文部已经渡闽江，卫立煌部已通过闽江口向仙游方向前进。后因特务科长逃走，红军来电译不出来，联系中断。因内部混乱，兵力悬殊，且有叛军，苦撑月余，十九路军在国民党中央军的联合进攻下，终归失败。1月15日，李济深、陈铭枢等等纷纷离开福州，经泉州、漳州、龙岩、永定转道汕头到香港。1月16日，蒋军进占福州。黄琪翔和蔡廷锴一直坚持到最后始离福州，也辗转来到香港，未足两个月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就此终结。
“福建事变”失败后，我随同马鸿兴的独立团向邵武山区退却，退却途中与何自坚部相会，邓次侯介绍我认识了何自坚。何自坚原计划从福州打到浙江去，福建事变失败，他的计划自然落空，于是，他带着队伍从福州也向邵武方向退却。退却途中，我表舅裘朝慎从福州打来电报，要求何自坚立即返回福州。经与马鸿兴商议，我们兵分两路，我随何自坚回福州，马鸿兴带队伍退向邵武。我随何自坚回到福州之后，形势非常严峻，蒋鼎文部已收复福州，我们无法驻留。裘朝慎就嘱咐我赶快离开福州，回光泽老家。于是，我又从福州化装跑回光泽，在农村躲了起来。形势稍平静下来之后，经人介绍，我在邵武第一小学任教员，以维持生计。
“福建事变”虽然时间不到三个月，但它在中华民族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下，举起了反蒋抗日旗帜。李济深黄琪翔等人怀着爱国救国的愿望，从国民党营垒中分裂出来，成立人民政府，实行抗日民主，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且促进了全国各阶层民众抗日反蒋运动的高涨，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大革命失败后，“福建事变”又一次提出了联共的口号，说明必须联合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才能团结人民，进行抗日，因而“福建事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