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琪翔百年诞辰纪念。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八年了，我对他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我和琪翔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经历了很不平凡的人生路程，我了解他的为人，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的工作。我觉得最值得我怀念的就是他一生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精神和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他经历过坎坷的道路，但他总是跟着时代的步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他幼怀壮志，早年从戎，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己任，几乎亲身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所有的重大的历史事件。1922年，他回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在东征南征诸战役中屡建战功，为统一广东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伐战争时期，琪翔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他同叶挺的独立团并肩战斗，亲密合作，统率所部为北伐进军首克平江，智取天险汀泗桥，再下贺胜桥，直取武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升任第十二师师长后，又率师驰援江西，在马回岭一役，击溃孙传芳主力，占领南浔线，收复南昌、九江等城市，1927年4月擢升为第四军军长。因屡建战功，为北伐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誉，写下了国共合作战无不胜的历史篇章。

    　　大革命失败后，琪翔离开祖国赴德国考察，在柏林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集会，共商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复兴中国革命的问题。1929年陪同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典礼。1930年邓演达回国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琪翔积极参加工作并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负责军事活动，积极从事反蒋斗争。邓演达遇难后，他被推主持党务，于“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并带领同志参加反蒋联共抗日的福建事变，当选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任军委参谋团主任。福建事变失败后，他重赴德国。

    　　我和琪翔先后两次到过德国。第一次是他流亡德国。在那艰苦沉重的生活中，我们结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我们虽然身在异国，却仍然十分关心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一次，琪翔在柏林主持“中国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的大会。会上群情激昂，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抗日。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馆十分恐惧，当即向希特勒政府告密，说共产党正在开会。结果来了一批警察把琪翔和朱江户两人抓走了。我和全体与会人员，立刻冲到中国驻德大使馆抗议，要求大使通知德国警察局马上放人，否则我们就待在大使馆不走。后来我又打电话给我们的德国房东，告诉她如果琪翔回来，让他马上到大使馆来。这时琪翔已被释放，他到大使馆后，当面和大使交涉，声明学生今后还要开会，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琪翔慷慨激昂，据理力争，大使不得不同意群众的正义要求。这样我们才离开了大使馆。

    　　第二次到德国，是琪翔出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出国前，我们住在上海靖江路，与宋庆龄先生为邻。孙夫人对我们特别热情，经常请我们到她家去喝茶谈天，或者送东西给我们吃。圣诞节时，她还送给我们由国外寄来的兰花。当她得悉我们将要离国赴任时，关心地说，战败的德国，什么都很缺乏，于是又赠送给我们许多食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夫人。在德期间，琪翔请来老师教我学习德文、英文和开车。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琪翔热烈拥护，坚持联共抗日，认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二干会议”，易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选琪翔为总书记。

    　　1937年，琪翔毅然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在汉口的德明饭店住了一段时间。琪翔为我请来了苏联教练，学习骑马，使我尔后在抗日前线能够以马代步。

    　　“八•一三”淞沪抗战，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率部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1938年，他同周恩来同志一道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们相互坦诚相处，亲密合作，扩大了团结抗日的影响。琪翔后来提及此事，仍然神情振奋，深感获益良多，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但当时却为当局所不容，8月间，琪翔被调离政治部，先后任军训部次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在戎马倥偬，艰苦抗日的岁月里，他常以司令部为家，尽量延揽进步人士在身边工作；琪翔与盟军各将领的关系也很协调、融洽。当时联系最密切的盟军是中印缅战区最高司令官、美军四星上将史迪威委派的司令官窦恩将军。窦恩总部驻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附近，中美将领常相过从。一次，琪翔让我将喂养的两只很驯顺的、逗人喜爱的小老虎送给窦恩。窦恩非常珍视我们的馈赠，特意将这两只小老虎空运回华盛顿。窦恩为了表示对琪翔的敬意和友好，回赠了一辆新型吉普指挥车，并特意在车前镶了三颗表示上将的星星。我常驾着这辆车子外出，身旁坐着琪翔和译员队队长刘亮中。

    　　琪翔的司令部驻在湖北恩施时，对被国民党拘禁于恩施的叶挺将军，更不避嫌疑，常带我亲往看望并给予生活上的照顾，表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高贵品质。

    　　八年抗战，琪翔和我一直在前线。由于琪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建立了特殊功勋，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抗日战争胜利勋章”和美国的“自由勋章”；而我则由于八年抗战期间从事妇女救亡运动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并随军在前线慰劳前方战士和伤员，创办医疗队，为抗战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亦被授予“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抗战胜利后，琪翔坚决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建国。为避免同共产党作战，他公开声明“从此退伍，绝不参加内战”。后在国内和平无望，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他出任了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1948年 9月，琪翔奉召回国述职，他向蒋介石力陈己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内问题非战争所能解决。由于他的意见与蒋不合，蒋恼怒地叫他“不要再回德国去了！”值此中国人民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琪翔同我商量后决定毅然出走，化装潜往香港，公开宣布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积极从事迎接全国解放的爱国民主活动。他终日奔波，动员他的老朋友、老同志回解放区，参加建国工作。有些爱国人士想回国，但又没有旅费，琪翔和我便将在香港唯一的花园洋楼变卖了，资助他们回去。1949年8月，琪翔应邀来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建国以后，琪翔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和关怀，担任了国家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勤奋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参加政治协商和国是讨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乐于助人。抗美援朝时，琪翔和我把在桂林的一座大花园洋房捐给了政府。在“左”的年代里，他尽管受到打击，但从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从没有淡漠对长期合作共事的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爱戴。琪翔自己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同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琪翔对我说：“运动中有些家人、朋友、同志和部下曾无中生有地对我进行诬蔑和批斗。你不要恨他们。这些人将来有困难，如果有能力，仍要帮助他们。”宽宏大量，不记前嫌是琪翔做人的一贯准则。 琪翔受尽了“四人帮”的迫害与折磨，心灵和肉体所受到的打击 实在过于残酷和沉重，终于在七十年代初不幸与世长辞，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文化大革命后，有关单位曾为琪翔平反，但不够彻底。1980年，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很快就得到了他的批示。一切强加在琪翔身上的“罪名”最终得以昭雪。《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热爱祖国的黄琪翔”的文章，重新肯定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贡献。琪翔的骨灰也移入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

    　　1987年，我向海内外亲友募捐，在广东梅县水车圩梅江中学内兴建了“黄琪翔纪念馆”。纪念馆正中安放着中央美术学院傅天仇教授为黄琪翔雕塑的铜像。

    　　1988年9月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黄琪翔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会场正中端放着邓大姐赠送的花篮。邓大姐、周谷城、阎明复、方毅、朱学范等领导人出席纪念会并讲话。会后，邓大姐和我热烈拥抱，又亲自接见了琪翔海内外的亲属，跟大家合影留念。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的关怀、支持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帮助下，我组织撰写了《黄琪翔传》。1994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琪翔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八年了。今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二十年。二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一周年了，澳门回归指日可待，海峡两岸的统一亦是大势所趋。

    　　我们对琪翔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他的遗志，为国家的富强、祖国的统一，尽到我们的力量和责任。在纪念琪翔百年诞辰的时候，我想在台湾和海外的琪翔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也会在怀念他。

    我殷切地期望通过“一国两制”构想的实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祖 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