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翔在桂林
2006年12月31日16:32
蒙少宁 新闻出处：广西区农工党宣传部
（一）
在广西桂林市桃花江边的甲山脚下，风景如画，依山傍水。比邻大名鼎鼎的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的公馆，座落着一栋有着特殊意义的小洋房。这就是农工党早期领导人、北伐和抗战名将黄琪翔的故居。小洋房为石、砖、木结构，占地约200多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外墙以青砖和大理石料相间，窗式亦中亦西，红洋瓦盖顶。楼内铺设木地板，设有西式取暖壁炉，整栋建筑呈现出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据介绍，原来紧贴楼外的，还建有一石灰岩料砌就的小警卫室，紧凑而牢固，三面墙上均有枪眼，其具有的防御功能透露出主人的军旅身份。离开主楼不远的东北角，还有一排“7”字形的平房，那是厨房和工人用房。只可惜，在我们到达前，因房地产开发，这里要建为“丽景度假酒店”，除主楼被改装为房产商办公用房外，警卫室和厨房等附属建筑均已拆除，我们只能根据介绍和现存物依稀想象当年故居的样子。
黄琪翔（1898-1970），广东省梅县水车圩茶山乡人。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师长、军长。1930年追随我党领袖邓演达一起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1933年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委会任要职，历任第八、二十六、九、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或总司令；国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警备司令等职。抗战后任国民党政府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1948年回国。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等。由此可见，黄琪翔也算得上中国当代民主政治历史进程中的风云人物了，他是怎么来到桂林的呢？这得从当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黄琪翔在武汉当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时说起。
（二）
1937年底，国民革命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时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任副部长，郭沫若为该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战宣传。此外，还邀请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知名人士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这样的格局，彰显出一派国共合作、各党派参与的全民族抗战氛围。
黄琪翔到武汉任职后。其夫人郭秀仪（农工党人）也于1938年春，应宋美龄和邓颖超的邀请，积极参与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和筹建，并担任常务理事，同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一起积极开展拯救难童的工作。当年郭秀仪个人捐资2万多元，负担了442名儿童的常年费用，捐资数额仅次于宋美龄（当时宋美龄个人就捐了两万七千多元，资助难童两千五百人）。从当时报刊一篇题为《踊跃献金支持前线》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年仅27岁的将军夫人投身抗日救亡风采之一斑：
——1938年7月7日至9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抗日献金运动”在武汉三镇进行。
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汉口江汉关右首、世界影戏院门首、中山路水塔旁，人潮踊跃，上至党政军要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陈诚等），下至市井民众，包括家庭主妇、小贩、车夫，甚至孩子们，纷纷前往，络绎不绝。/
在汉口中山路水塔献金点，第8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女士刚说完开幕词，拿着各色各样的法币、银币、金戒、铜辅币的群众就往台上涌。/
一位叫黄泽盛的大汉，拖着38把大刀，汗流满面地挤上台去，嚷道：“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这儿送上几把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
孙中山铜像前，有一位断腿的乞丐，腋里夹着一卷破残的芦席，爬上台，将5分钱投到箱中，脸色沉毅而坚决。他不愿留下自己的名字，却留下了一段掷地铿锵的话，“我是残疾乞丐，这一生是不能为国家到火线上打仗了，我是宁愿死也不做亡国奴。/
各界民众以各献金踊跃，“多数民众尚抱向隅之憾，纷纷向各献金台致函”，献金活动延期两日，各界献金达百万之多。
由此可见，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都以满腔热情投入了当前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可是，在政治部里由于各种不同政治观点、不同立场的人聚合一处，难免出现各种矛盾斗争，有时还十分激烈。黄琪翔一贯主张联共抗日，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有比较一致的政治共识，私交也不错。因而跟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主进步人士走得较近，工作也配合默契。他又是个比较耿直的人，对中共的一些主张，一些有利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总是予以鼓励和支持；而与政治部内以张厉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却格格不入，矛盾日深。黄琪翔常常抵制和反对右派势力限制、反对共产党的活动的行为招致了张厉生们的忌恨，受到排挤打击。他的行为被攻击为“袒护共产党”，他说些主持公道的话，也被攻击为“发牢骚”。尤其是周恩来调离政治部后更甚，黄琪翔为之也相当苦恼，于是便产生了摆脱这种环境的念头。
关于黄琪翔离开武汉到桂林的内幕，有关史料有两种说法：李宗仁认为是黄琪翔苦于在政治部矛盾斗争漩涡中，再加上周恩来、陈诚（两人与黄关系较好，都比较支持黄琪翔）相继调出，难以在政治部开展工作，就在武汉撤退之前找到陈诚请他帮忙调离此是非之窝。陈诚建议他先到桂林白崇禧任部长的军训部做个次长，并帮助他调动成功（见李宗仁回忆录）。郭秀仪却认为这是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有意安排：“陈诚和黄琪翔说，他不久也将调离政治部（到第九战区任司令长官），建议把黄琪翔调任白崇禧任部长的军训部去当次长。很显然，黄琪翔知道这不仅仅是陈诚个人的意见，肯定是贯彻蒋介石的意图，只好接受。”（见郭秀仪《黄琪翔传》）无论哪种说法，黄琪翔调桂林任这个闲差，总是他跟中共走得太近，跟张厉生右派势力不合作的结果。
（三）
1938年8月间，黄琪翔离开武汉前往桂林就职。所谓军训次长，其实是个纸上谈兵，不接触实际，没什么事干的闲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我国领土，面对全国如火如荼风起云涌的抗战浪潮，黄琪翔却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到了这样一个闲散的位子上，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一面每天都听广播，看报纸，关注着抗战时局的发展，默默地等待时机。一面仍然坚持着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同时在他的岗位上，在他力所能及之处，总是尽职尽责，做些有益抗战的事，尽可能发挥作用。
1938年冬，日本军趁我广东军队缺乏戒备，在广东惠阳县的澳头、淡水一带发动袭击，突然登陆。当时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的部队，仓促应战，兵败如山倒。日军只用了10天时间，就长驱直入，攻陷了广州。人民对军政当局的对敌麻痹、作战不力，极为不满。余汉谋为挽救颓势，整顿部队，于1939年春，在翁源（位于广东省北部，韶关市东南部）南浦举办“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班”，轮流调训所属部队的中下层军官。
军训部有事可干了。黄琪翔人虽还在桂林，却通过当时在12集团军、在补训团、政工纵队工作的解委会成员陈卓凡（1898-1976。广东省澄海县东里镇塘西村人。
１９３０年春，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战时任国民党第１２集团军第１２师任特派员办公室主任秘书、第１１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广东省第五区（潮汕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等，投身抗日。建国后，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广东省主任委员、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等职）、陈柏麟、张育康、谢维汉、黄若天等人调查收集了军队官兵的思想活动情况，有针对性地结合官兵实际准备了培训内容。6月初，黄琪翔以军训部次长的身份从桂林起身赴南浦，对“军官补训团”和“政工人员军事补训纵队”全体成员作培训。黄琪翔在讲话中分析了抗战形势，对当时军队中的危难苟安和贪图享乐的错误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使受训人员很受教育，鼓舞了他们爱国杀敌的志气和争取胜利的信心。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他不用讲稿，深入浅出，恳切动人。副战区司令长官、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军官补训团团长余汉谋自始自终严肃地站立在讲台上，双目平视，细心倾听。对黄琪翔的讲话非常重视。
在此期间，黄琪翔深入官兵中视察，他仔细察看军官补训团的课堂，了解教官讲课情况，并随时根据视察情况做出一些指示。他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视察部队和培训官兵外，他还深入了解各方面情况，与陈卓凡等人商讨，研究水师出任前线地区军政领导的适当人选，以准备向当地举荐，发动群众，扭转败局。
（四）
长期以来，黄琪翔坚持团结抗战的原则立场，与蒋介石在对待抗日战争的态度上一向都有意见冲突，他个性又比较率直，特别是从德国回来（指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逃避德国）后，他的言论和行动常常为蒋介石所不容，两人关系时常处于紧张状态。在桂林期间，黄琪翔虽居闲职，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观点立场仍未曾有变。蒋介石为揽住黄琪翔的心，当然希望缓和这种紧张关系。曾多次主动有所表示。一次，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特意邀请黄琪翔参加。会间，又亲嘱黄琪翔将夫人郭秀仪从桂林接到湖南，陪同宋美龄慰劳伤兵。会后，黄琪翔先独自回桂林，郭秀仪留下来每天陪同宋美龄劳军。每次外出慰问时，宋美龄都有意安排郭秀仪与她同坐一部车，对郭热情礼遇有加。慰问回来，安排郭秀仪与蒋介石夫妇一起用餐。蒋介石还亲自给郭秀仪布菜。郭秀仪回到桂林后，对黄琪翔说了这些情况，黄琪翔深知蒋介石想借这些“优遇”来感化自己，改变自己对蒋介石的态度。他对郭秀仪说：“现在是国难当头，需要国共真诚合作，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这是我衷心希望的，也是我所拥护的。关键的问题是真合作，真抗战。我是一个军人，‘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我是不能同意的。”
（五）
黄琪翔爱才惜才。一次，黄琪翔在桂林《救亡日报》上看到几篇军事评论文章，写得相当好，他深为赏识。一查作者叫廖沫沙，是该报的一名编辑，一个左派分子，思想积极上进。他便特意委托周范文、朱洁夫两人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拜访李克农。请李克农帮游说《救亡日报》的负责人，欲调廖沫沙跟自己上前线工作。1939年11月，黄琪翔刚到第11集团军任总司令时，经中共组织安排，廖沫沙便到了11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少将秘书。黄琪翔对廖沫沙很重视，总司令部的重要活动、前线视察和接见外宾（如招待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等）等都要廖沫沙陪同。黄琪翔每到军、师作军事教育讲话和抗战动员，他讲话的内容，廖沫沙都全文记录下来，仔细整理后交黄琪翔亲自勘校，编成小册子，再让廖沫沙带回桂林，转交11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桂林的办事处出版。
（六）
在桂林期间，黄琪翔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甚好。李宗仁甚至向郭秀仪提议，希望黄琪翔在桂林买块地盖所房子，将来三人一起回桂林养老。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帮着郭秀仪在甲山自己的家附近买了20多亩地。郭秀仪派人挖了鱼塘，请由美国回国的林乐义工程师设计建造了本文开头所写的小洋房，并在楼房周围遍种果树和花木，加上围墙，成为一处典型的花园洋房。黄琪翔带着夫人调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驻防云南时，便将母亲和孩子接来桂林，住在这栋花园洋房里。解放后，黄琪翔在北京任职。约在1951年，黄琪翔积极响应国家和本党中央号召，“大力推动党员踊跃投入参军和捐献运动”（见农工党中央《关于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的指示》），带头捐献钱物，将这20多亩花园洋房捐献给了国家，以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此为后话。
1939年秋，日军长驱直入，湖南、湖北前线顿时紧张起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都想办法到蒋介石那里活动，希望争取黄琪翔到自己的战区任职。大敌当前，蒋介石便捐弃前嫌，调任黄琪翔到第九战区里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非常高兴，觉得终于又可为国为民出力了。他积极在桂林物色骨干，筹建总司令部。进驻湖南邵阳后，指挥李默庵的一个军和第四军，准备迎战进攻长沙的日军。不料这时蒋介石又一个调令，调任黄琪翔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匆忙间又率领总部人员，赶赴湖北襄樊，筹建第11军集团军总司令部。指挥的部队有广西莫树杰的第84军和刘和鼎的39军等。
回首在桂林任军训部次长的一年多，黄琪翔说：“目前抗日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自己是个军人，但在过去的日子里，实际上是吃闲饭的。现在是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作为一个军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绝无保留地贡献出一切，是天经地义的。”
（参考文献：郭秀仪·《黄琪翔传》；《中国民主党派史》；《黄琪翔及其在桂林的故居》；《李宗仁回忆录》等及其它报刊网上零散资料）